今年是达尔文诞辰200周年，也是《物种起源》问世150周年，全球范围内的纪念活动数不胜数。无疑，达尔文配得上这样的荣耀。在科学史的灿烂星空中，达尔文是最耀眼的明星之一，除了牛顿等少数几人，他的成就无人能够比肩。如果说天文学、物理学上的哥白尼革命更新了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那生物学上的达尔文革命让我们不得不重新认识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在达尔文之后，这些问题有了新的解答。事实上，达尔文革命全面地波及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为纪念达尔文诞辰200周年，我们组织了这组文章，关注的均为达尔文革命的人文方面，涉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人类情感的本质和功能等话题。

　　达尔文进化论是科学史上最重要的科学理论之一，但人类历史上，恐怕很少有哪种科学理论像进化论这样传得变了形。实际上，很多时候，达尔文是被有意无意“劫持”了，在达尔文的旗号下，流传的未必都是达尔文的观点。

　　实际上，生物进化论看起来简单，这些理论基本上是用普通文字叙述的，极少用到数学公式。法国科学家、诺贝尔奖得主雅克·莫诺（Jacques　Monod）曾深刻地指出：“进化论遇到的一个麻烦在于，每个人都自以为理解它。”（A　curious　aspect　of　the　theory　of　evolution　is　that　everybody　thinks　he　understands　it,1974）

　　进化不等于进步

　　人们初次接触进化论，容易望文生义，历史上一些智力超群的大人物也不例外。而有的人，即使正确地理解了达尔文的意思，也由于其他方面的考虑，而故意打着达尔文的旗号传播非达尔文的观念。

　　比如，进化不等于进步，这是理解达尔文进化论时非常重要的一点，但是历史上人们恰恰愿意把进化当做进步来理解。科学史家鲍勒说，在整个19世纪的后半叶，也就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859年发表后50多年里，生物学家基本上认可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但是把“进化”它当做“进步的、有目标的”演化来理解。鲍勒还指出，《物种起源》中核心的思想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时间长达60年，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在科学共同体中变得流行起来。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那种误解符合那个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纽约时报》，2009.02.10）所以，即使在达尔文的老家，19世纪后半后叶传播的进化论，基本上是前达尔文意义上的进化论，也许还要加上社会达尔文主义，而不是达尔文自己的意思。

　　第二个例子是赫胥黎对达尔文进化论的传播。他并不相信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而这个学说是达尔文理念的核心。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两个人捆绑在一起，站在一起共同对付他们的所谓敌人：宗教和保守分子。外界普通人以为他们的想法是一样的。赫胥黎为什么这样做呢，而达尔文为什么会默许他这样做呢？这就不好说了。可以猜想，他们需要力量，统一战线有助于战胜共同的敌人，而科学观念的分歧是内部矛盾。威廉斯（GeorgeC.Williams）在《适应与自然选择》（中译本：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版）中分析了进化与进步之间的关系，从五个方面一一否定了进化即进步的直观误解。

　　中国人先接触的不是达尔文的理论

　　鲍勒的分析也大致适用于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中国人接触达尔文进化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是通过达尔文，而是通过赫胥黎！严复翻译的《天演论》（1898）根据的不是达尔文的著作而是赫胥黎的《进化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1894）。严复的翻译并不是一句一句直译，而是加上了自己的解释。这样，我们就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在20世纪初中国人了解的进化论是“赫胥黎版＋严复解读”，这个组合有“前达尔文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味道。这个特殊组合距离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859）和《人类的由来》（1871）的原始思想差别是很大的。达尔文1859年的名著，马君武用文言体译出，中文名为《物种原始》，出版于1918年；周建人于1940年代在香港三联书店出过一个译本，但他本人不满意；周建人、叶笃庄、方宗熙合译的本子《物种起源》1954年由三联出版，后转商务于1963年重印一次，1981年后又多次重印。

　　中国许多著名人物，如孙中山、章太炎、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钱穆等，并不喜欢“（达尔文）进化论”，主要是因为它暗示了竞争、斗争的天然合理性。而差不多在同时期，靠后10年，克鲁泡特金（P.A.Kropotkin,1842-1921）与赫胥黎PK的著作《互助论：进化的一个要素》被引进。李石曾译的《互助论》1908年初开始在《新世纪》上连载。孙中山、钱穆等可能没有读过达尔文的著作，以为《天演论》完全代表了达尔文的思想。于是他们将《天演论》与《互助论》进行了中国式的奇特对比。这六位大人物都非自然科学家，对生物进化论掌握的材料很有限，但他们不缺少人文关怀，特别是深受中国儒学传统的熏陶，这样一来，两者好坏立判。钱穆说：中国人“毕竟看不起强力，看不起斗争”，“在中国人传统思想方面说，和平与仁慈还是正面，强力与斗争只像是反面”。他们在情感上认为《互助论》更可取、更科学。而这并不符合当时国际生物学界的主流看法。

　　现在克鲁泡特金在科学界又得到重视，而那时他在科学界没有地位，几乎没有人认真对待他对赫胥黎的批评。显然，在内忧外患的时局下，上述六人的理解显得太天真、太书生气，不符合潮流。应当说毛泽东把握了时代脉搏，他没有书生气地高估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后来我们宣传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等等，自然是深得《天演论》的要义。

　　著名地质学家许靖华曾自信地批评过达尔文进化论：“作为科学家，我相信科学理论需要依据科学的资料及方法判断，我判断的结果发现天择说绝非科学，只不过是一种社会偏见，而且是非常邪恶的偏见。它已经严重地干扰了人类清醒地领悟生命历史的能力，也影响了人们耐心相处的能力。”（许靖华，1997）实际上，自然选择学说是标准的科学。也许，许先生当年最初接触达尔文进化论时学到的是《天演论》及社会达尔文主义，不是达尔文的科学本身。如果他的批评针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及进步论的进化论，那么完全正确。针对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就显得外行了。

　　对于普通人，似乎只有一种进化论，而它是铁板一块，并且在达尔文之后就已经基本结束了发展。这不符合事实。《物种起源》发表150年来，进化论已有很多补充或修正，吸收了综合进化论、间断平衡理论、中性突变学说、连续内共生等诸多新进展。

　　达尔文理论的不足

　　我们事后诸葛亮，也能找出《物种起源》中的许多不足。如延用了拉马克的“获得性遗传”的错误思想。达尔文做的是博物学层面的工作，当时并不清楚遗传、进化的分子机制，那时候没有基因的概念，更不用说遗传密码了。书中并没有细致讨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