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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

[转载]梁启超和他孕育的近代中国

来源:共识网作者:严杰夫2012/11/14

  一个世纪以来,我们提到梁启超这个名字,总是与“维新运动”、“立宪派”联系在一起。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梁启超最典型的“标签”就是“康有为的大弟子”。“康梁”二字摆在一起实在太久,于是不得不给后人留下了这样的刻板印象。然而,这种片面的评价,显然无法完全涵盖梁启超的业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甚至代表了一种长期以来的“偏见”。

  
  正如刘再复先生所说,梁启超“在各层各类能够呈现历史风貌的重要人物关系网络中,他是独一无二的起承转合、承上启下,而且举足轻重的人物。”对于这样一个内涵丰富的历史人物,显然无法用简单的标签给予概括,因此就需要从更为广阔的历史维度中,去重新描摹这位伟人。解玺璋的这本新作——《梁启超传》正是完成了这个任务。
  同传统的人物传记不同的是,解玺璋并未按模式化的书写方法去解析梁启超,而是将梁启超置于一张巨大的人际网络中,去勾勒他的形象。正如序言中提到的,梁启超及其传记最大的意义在于“作为一个巨大的历史存在,打通了中国近代史各类关键性人物关系”。也就是说,通过梁启超一生的工作生活,我们可以窥见到整个中国近代史的面貌。当然,在这里我要进一步提出的是,解玺璋的这种叙事手法,不仅是勾勒出了中国近代史中主要的人际网络,而且也让我们对梁启超之于中国近代史的价值有了新的认识。
  梁启超生于1873年,逝于1929年。在短短56年的生涯中,真正参与维新运动的时光大致在10年左右,所以作为“维新派”的梁启超,严格来讲只能算是青年时代的梁启超。然而,即使这样,梁启超在维新运动中最重要的业绩仍并不是组织参与了“强学会”、“保国会”等政治组织。与这些比起来,1897年,梁启超入主时务学堂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历史事件,在此后掀起的涟漪却要广阔的多。梁启超在长沙时务学堂就职仅仅三个月,但在这个“百日维新”期间,梁启超不仅直接影响了蔡锷这样民国初期的重要人物,而且还“不同程度地影响到毛泽东、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的思想和行为”(p.182)。在同一时期,梁启超还遥领远在上海的“维新派机关报”《时务报》,使得《时务报》的言论与时务学堂的“实务”势成犄角,在更大程度上影响了一大批年轻学子。1958年,毛泽东在回忆梁启超时提到,“他写的《变法通议》在《时务报》上连载,立论锋利,条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加上他的文章一反骈体、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传诵一时。他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毛的这种回忆,正是彼时的梁启超最好的注脚。
  戊戌政变失败后,尽管与康有为和“保皇党”渐行渐远,但梁启超并未像他的老师那样逐渐在历史进程中边缘化,反而在进步人群中声誉日隆,最后甚至超过了康有为。民国二年归国时,梁启超受到了隆重接待,“各党各派、政府民间、各行各界,都派出代表来天津迎接。”对于梁在国民政府中任职,不仅学生蔡锷给予声援,连当时的副总统黎元洪也鼎力举荐。梁启超的这种声誉,不仅是在维新运动中积累下的名望,更有其在流亡期间办理《新民丛报》的功劳。尽管同为维新派的机关报,然而《新民丛报》与《时务报》已不同,于是《新民丛报》期间的梁启超与《时务报》期间的梁启超也同样不同。如果说,《时务报》时的梁启超对康有为仍是亦步亦趋的话,《新民丛报》时的梁启超已开始与康有为渐行渐远。解玺璋认为,《新民丛报》是梁启超办报生涯中“最为重要也最为风光”的刊物;但正是在《新民丛报》办报期间,几次与康有为的龃龉,为梁启超政治思想的根本性转变埋下了伏笔。梁启超这种“思想路线上的细微动摇”,在客观上却传播了革命的思想和理念,并激发许多青年知识分子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无论是早先的《时务报》,还是此后的《新民丛报》,梁启超凭借着“维新党宣传部长”的身份,事实上是在从事着孕育近代中国的工作。依靠他的文章宣传,依靠他的办学办报,结交和培育了一大批熟谙近代化事业的人才。在这本传记的后面几章中,身为“清华四大国学大师”的梁启超,在与蒋百里、丁文江们的交往中,似乎正是在为更为远大的未来做着最后努力。
  所以,回过来看,在这本《梁启超传》中,这样一张巨大的近代人物关系图谱中,我们不仅读到了刘再复提到的近代化建构,而且读到了变革思想在近代史上的形成和承递:维新思想如果是以康有为为源头,在梁启超和他的朋友、同辈的那里便得以完善、更新、成熟,最终在梁启超的学生后辈那里得到继承和发扬,这正是整个中国近代史的一条主线。这样来,我们或许能体会到“读懂梁启超,就能读懂近代中国”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了吧。
  阅读链接:
  梁启超传
  作者:解玺璋
  出版社:上海文化出版社
  出版年:2012-9
  丛书:铁葫芦·历史
  

tags:中国|史学(考古)|近现代中国
编辑:tangle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