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毕竟有越来越多的人走上这条路了，域外汉籍研究于是被踩成了一条大路。这就像许多溪流汇到一起。成就了一条大河。我认为，要回答以上批评或质疑，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踩路的过程或河流汇聚的过程，以便明确这门学问得以产生的动机，

　　我最初接触域外汉籍是在1984年，也就是撰写博士学位论文《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的时候。那时我在上海图书馆访书。有一天，偶然看到一套刚刚进口的《日本古典全集》，便受到强烈震撼，因为这套书中收录了几种重要的日本音乐古籍一《教训抄》、《续教训抄》、《体源抄》、《乐家录》、《歌舞品目》等。这些书都是关于"唐乐"或日本雅乐的书，其中记录了唐代曲子和大曲在日本的流传，并具体记录了这些乐曲的结构和表演方式。它们对于我的唐大曲研究和唐著辞、唐曲子研究，事实上是不应缺少的。我于是把这些资料补进了博士学位论文，同时也萌发了一个愿望：找机会去日本全面收集类似的资料，以便同中国的唐乐资料进行比较，真正说清楚唐乐的本相和流变。尽管这个愿望直到2008年才实现，但它生根发芽的时间是l984年。也就是说，在改革开放之初，应该有许多学者已经知道：即使从"礼失求诸野"这个道理看，我们也要研究域外汉籍。由此可见，这门学问并非出自人为和生造。

　　实际上，在1984年前后，我还注意到另外一个"域外"现象，即清以来的文史学者，凡有大出息的人，便必定会关注西域。我认为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从种种事物的起源看，西域就像是中华文化的皮肤，很多交换、新陈代谢，都是在这里--或者因为这里--而得以进行的，比如唐代文化就可以说是西域文化和中原文化、南方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曲子辞（后来发展为"词"）、说唱、戏弄、壁画雕塑等文学艺术品种，都是由于西域文化的输入而进入新时代的。我研究过隋唐燕乐的由来，对此深有体会，所以我认为，凡是喜欢追根究底的学者，便会关注西域。尽管西域民族大多是游牧民族，无定居习惯，不善于使用文字，在学者们的西域关注中尚没有"汉籍"这个概念，但这种关注却势所必然地要把他们的探索愿望引到"域外"。比如l992年以来，我曾考察了云南、西藏、新疆等地，进而到达了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和越南，由于越南朋友的帮助，还编成了一部《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尽管这部书可以看做域外汉籍研究方面的成果。但它实际上是周边关注的结晶。这件事说明，域外汉籍研究其实是清以来走出中原、走出中国这一学术思潮的延展，是一个和中西交通史相邻的学科。它的实质是在更大的视野中关注事物的内在关系，特别是关注事物的起源和来由。从这一角度看，研究"域外"，可以说是深入研究中国事情的前提。

　　1998年夏天，我随张伯伟、张寅彭教授第一次访问越南。这次旅行，我们三人各有收获，两位张教授收集了许多诗学资料、教育史资料，而我则偏重考察越南的俗文学，并萌发了为越南汉籍编订总目的愿望。后来我们走上了略有异同的学术道路，可见域外汉籍研究这门学问，事实上是在各人的学术基础上生长起来的，其意义是通过不同的实践来表现的。

　　我曾经比较过越南古代文学的资料和中亚东干文学的资料，认为这两宗新资料都将对文学研究产生重大影响：又曾比较过越南的俗文学文献和敦煌文学文献，认为从俗文学研究的角度看，域外汉籍具有类似于敦煌文献的价值，很可能像20世纪的敦煌学那样，有力地推动不同形态的典籍的比较研究，造成中国古代史、文学史、汉语史、艺术史、民族史等众多学科在21世纪的新变。这一估计是从俗文学角度提出来的，也许太过乐观了一些：但我想，若把许多研究者的工作综合到一起，那么域外汉籍研究的实际意义，必定会大于我的想象。

　　域外汉籍研究本质上是探索者的事业。从一定意义上说，它之所以去被看做"人为的、生造的"，是因为在一个新领域里独自行走的研究者，无法墨守成规，而必须脱离那种貌似自然的旧习惯：它的意义和可行性之所以会被怀疑，是因为面对新材料的研究者：必须提出新的思路和新的问题，而走出旧的视野。这样的研究不再是驾轻就熟、浅尝辄止的研究，自然会引起某种困惑：但这一点，也恰好是学术的精神价值--超越旧我的价值--的证明，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4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