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西方对传播中国文化作出最大贡献的人，恐怕要算荷兰人高罗佩（Robert Hans van Gulik，1910-1967年）。他的英文《狄公案》系列小说（Judge Dee Mysteries）影响远超过任何中国研究著作。非学术圈子里的西方人，他们了解的中国，往往来自《狄公案》。而且此套小说在西方雅俗共赏，影响不限于只读通俗小说的俗众：伯克莱加州大学法学院长贝林教授研究中国法制史，就是从狄公小说入手的。

    高罗佩父亲是荷属东印度的军医。高罗佩1910年出生于荷兰，但是五岁起就到雅加达上小学，小时候，家中花瓶上的中文字使他对中文产生兴趣。读高中时，就开始学习梵文，十六岁他在鹿特丹唐人街找到了一个学农业的中国留学生教他中文，后在莱顿与乌特雷支大学攻读中文、日文、藏文、梵文，连后来学的，“通”十五种语言。上大学前，他已经参加编辑印第安“黑足族”（Blackfoot）文字词典，学士论文是《如何改良荷属东印度有关华侨的法律》，这个问题至今未能解决，可见才20岁的高罗佩眼光之远，也看出他对中国人的同情由来已久；他的硕士论文是米芾《砚史》英译，25岁以中日印藏诸民族的“拜马教”考证，获得博士学位。高罗佩之博学多才，弱冠就初露端倪，兴趣太广泛这“毛病”也早就显明。

    1935年高罗佩毕业后，入荷兰外交界供职，主要任职于远东各国。他自己说他是一身三任：外交官是他的职业，工作却只有暂时意义；汉学是他的终身事业，学术有永久价值；写小说是他的业余爱好，是消遣。我个人觉得高罗佩的外交官生涯并无特色，在东南亚不断调任，他自己深以为苦。唯一觉得日子过得有意思，是1943——1945为荷兰流亡政府任住重庆使馆一秘时，当时重庆中外文化人云集，他如鱼得水。此后他两度使日，正合他收集中国文物的目的，也是高兴日子。高罗佩虽然1967年57岁英年早逝，但是一生事业著作极丰，兴趣爱好更是三头六臂：他是名士派头艺术家、收藏家，代中国人发展国粹的公案小说家，业余胜过专业的重要汉学家。

    先说高罗佩的艺术爱好：他琴棋书画无不擅长。二十岁开始练书法，终生不辍，他的“高体”字独有一格，风姿高迈，中日专家均能识别；他曾从叶诗梦学古琴，并在重庆与于右任、冯玉祥等组织“天风琴社”，有英文专著《琴道》；追踪中国古琴流传日本的历史，他发现了将曹洞宗带到日本的禅宗大师东皋心越的大量资料，1944年在重庆出版《东皋禅师集刊》，为近世佛学史补缺之著；曾学围棋，未知最终达到的段位；曾学中国画，译陆时化《书画说钤》；曾考证中国文献中的猿（gibbon），并亲自养猿观察，作《长臂猿考》；能写中国旧体诗词，曾与郭沫若徐悲鸿等唱和，齐白石、沈尹默等人的画，常有他的上款；曾学治印，历年所刻印章集成手卷印谱，齐白石题名；一如中国名士，雅号、笔名奇多，换一个就刻章；中国文物书籍收藏颇丰，并且大有收藏心得，1958年出版五百多页的巨著《书画鉴赏汇编》教洋人如何辨别真赝中国文物，并且一自己所刻印章作例，说明什么是假货，很有自知之明。还有值得一提的是曾经君子求淑女：抗战时期在重庆任荷使馆一秘时，与时任使馆秘书的水世芳女士恋爱，水为张之洞外孙女，名门之后，齐鲁大学毕业。在重庆举行一西一中两次婚礼，贺客盈门，多为中西文士，他和学路相近的李约瑟多年友情，就是从重庆婚礼席上开始的。

    高罗佩在重庆时，读到一本清初公案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他惊奇地发现中国读者耽读西方三流侦探小说的三流翻译，却没有看到自己的历史上有出色得多的侦探小说。他把《四大奇案》翻译成英文后，就袭用其主人公狄仁杰，用英文写了本《铜钟案》，原拟用英文作为稿本，再写成中文和日文出版。但其时1949年，中国出版界顾不上狄仁杰，日本出版商认为此书把几个和尚写成坏人，有侮辱日本佛教界之险，危及战后敏感的社会关系。因此此书最后只能以英文出版。但出版后大获成功，一发不可收，高罗佩只能再写四本，《迷宫案》、《黄金案》、《铁钉案》等，合成一组，此为初期《狄公案》。高罗佩本准备就此歇笔，此后也好几次宣布封笔，但是广大读书界欢迎，出版社不断施压（这是高罗佩一生唯一赚钱的一套书，其余均是赔本），只能再接再厉，共写了十三本狄公小说，包括一本短篇集，每年一本，欲罢不能了。

    这些小说中的狄公，不是正襟危坐的青天大人包公、施公，也不是鬼鬼祟祟的私家侦探福尔摩斯，而是二者的奇妙结合：幽默开朗，时有俊语；智慧机敏却不矫饰；清廉刚正却不拘泥古板；喜欢女人却不失度；而且文武双全，紧要时还能挺剑格斗几个回合。他的上司、同僚，都是昏庸颟干页，只求升官，不问民间疾苦。而地方上的狱吏捕快则腐败堕落，与犯罪集团沉瀣一气，鱼肉乡民。狄仁杰在这一片混沌黑暗的阴谋暴行中坚持正义，对抗罪恶，却并不摆出一付怨天尤人，唯我独醒，欲挽狂澜与既倒的海瑞架式。如果中国历代清官都有狄公的迷人性格，中国政治恐怕就是另一个样子了。

    这些小说生动有趣，但其中说到中国的典狱，刑律，习俗却是于史有据，并非信口开河。高罗佩对明代中国情有独钟，（他的书斋易名多次，曾称“尊明阁”）书中社会习俗与明朝基本相符，而不是唐朝，但不少司法问题，却符合《唐律疏》，等法典。《铜钟案》中的和尚不规，勾结京官干预朝政，的确是唐朝政治的特色。高罗佩译注过元代刑典案例集《棠阴比事》，但他还从大量中国文献（包括俗文学）中汲取材料，例如《迷宫案》中就用了严世蕃用笔杀人故事，《龙图公案》中的拆画轴故事，《今古奇观》中的滕大尹故事。书中的迷宫设计来自《香印图考》，而其中女同性恋情节则借自李渔“贤妻选妾”剧本《连香伴》，并且加上高罗佩本人对中国多妻制社会中女子性生活的研究。光这一本小说，就有那么多讲究，让人不敢小觑像是通俗小说的《狄公案》了。

    作为汉学家，高罗佩在以收集中国春宫画，房中术书籍，研究性学而享盛名。中国性学如今已是东西方共同的“显学”，高罗佩远远开风气之先，成为研究者无法绕过的出发点。在五六十年代的汉学界，的确只有高罗佩这样的名士派，才有此胆识。

    高罗佩的性学研究，实际源自小说。他的《迷宫案》于1950年准备出日文版时，出版商要求以裸女画为封面（当时日本时尚）。高罗佩断然拒绝，说这绝非中国传统。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分别致函日本、中国几十家古董商，讯问有无明代木刻裸体画像，结果上海商号说他们的顾客有，可供临摹，京都的古董店却有明代木刻册页的原本刻版，即一套二十四幅的彩印《花营锦阵》。他这才明白晚明的艺术风气。由此他开始研究中国春宫，瑰集为《秘戏图考：中国彩印春宫版画》一书。1961年高罗佩出版《中国古代房内考》，是系统整理中国房中书籍的全世界第一人，后书有1990年上海版译本。

    不过高罗佩的学术研究，的确带着感情色彩：亲华色彩。他认为在中国春宫画及房中术中，“看不见西洋人种种暴虐诡异的反自然病态”，因此中华民族身心健康，两性生活自然而正常，“中国民族与文化持续不衰，最大原因是他们两千年以来不断地研究男女均衡的艺术”。至于中国春宫画，“证明以为中国古代画家拙于描画人体，完全是西方偏见”。高罗佩对中国文化的热情令人感动，但是这两点结论，未免对我们这个民族过于恭维。

    狄公小说中的插图，是高罗佩自己画的，仿明版《列女传》和《列仙全传》风格，但时有裸女形象来自中国春宫，他用半透明纸描下图形，组合而成，笔调稚拙，别有风味，与小说行文之轻快爽利互为映衬。

    狄公小说在西方流行已久，狄公小说译成十多种文字，包括瑞典语、芬兰语、克罗地亚语等小语种。有好几次拍成电影。

    按高罗佩的原意，中文本应当是标准本。可惜此套小说中文本八十年代前一直没有机会出现。七十年代末，我劝友人陈来源（现任中国住津巴布韦大使）与许明（现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胡适研究专家）以中国元明通俗小说的语言翻译这套书，以归本还源，因为这原是高罗佩写此套书的范型。他们做得非常成功，几可乱真，证明高罗佩的确是把白话小说读通了。当时内地竞相翻译《狄公案》的有多人，但陈与胡的拟元明口语译本竟成定本，也是电视剧中对话的所据本。他们译出来的《狄公案全集》有一百三十多万字。二十多年来，翻印、盗印本不知几许，电视剧改编也有多次，却从无人能重译，本文引用《狄公案》各书的标题，也是陈胡二位所取，竟成定译，这是二位朋友与我谈起时不免得意的话头。

    不料最近我考得，1952年高罗佩从日本调任印度，在新德里时，曾把《迷宫案》从英文译成中文，题为《狄仁杰奇案》，在新加坡南洋印刷社出版，原来这就是高罗佩一再说“中文为定本”的原意：他真的写了中文本！全书前加了楔子一首：

    运转鸿钧包万有，日星河岳胎鲜。人间万物本天然，恢恢天网秘，报应总无偏；
    在位古称民父母，才华万口争传。古今多少圣和贤，稽天行大道，为世雪奇冤。

    我们知道高罗佩能作旧体诗，对仗尤其工整，真是下过功夫的，不然何以为名士？但是读来终究是“做出来的”，难以像中国的旧体诗大师如鲁迅、郁达夫，挥洒如意而自然天成。但是这首“西江月”却真正吓了我一跳：如此合辙上调的“白话”唱词，不拿文人腔，不掉书袋子（这反而容易做到），完全民间艺人口吻，活龙活现。如果高罗佩能把《狄公案》全写成这样的中文，就是千古一人了。

转自：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42523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