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大洲相比，非洲国家对中国的研究起步晚、发展慢，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关注度上都不及其他大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非洲大陆只有埃及、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三个独立国家，绝大部分国家自20世纪50年代才开始逐渐走向独立。因此，非洲对中国的研究跳过了传统汉学阶段，直接进入了当代中国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前，非洲对中国的研究内容零星且分散，主要关注毛泽东思想、革命路线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周恩来访非活动等。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苏丹左派知识分子一直坚持在报纸上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运动。苏丹人民从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了解和阅读毛泽东撰写的革命文章。此外，自1956年埃及派遣4位学生来中国学习后，到20世纪60年代，14个非洲独立国家都曾派遣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大批在华非洲留学生对中国有了一定认识，撰写报道，为早期非洲中国学发展奠定了基础。

非洲国家对中国的研究在不同阶段侧重点不同，20世纪50年代中期侧重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南非《星报》（The Star）和《非洲共产主义者》（African Communist）、坦桑尼亚《旗帜报》（Tanzania Standard）、《赞比亚时报》（Times of Zambia）、《新尼日利亚人报》（New Nigerian Newspaper）等报纸大量关注中国对非援助活动。非洲政治家尼雷尔（Julius Kambarage Ngerere）、戈翁（Yakubu Gowon）和卡翁达（Kenneth David Kaunda）等人都曾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在非洲非殖民化全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20世纪50—80年代，非洲国家关注“古代中国”与“新中国”的区别，重点关注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国家建设历史以及中国对非政策；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非洲各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及中非关系的深化，非洲学界对中国的关注从反帝反侵略所取得的成绩逐渐转向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成就。

（二）21世纪：中国学起步与发展阶段

非洲中国学虽然起步晚，研究成果数量和质量较之欧美国家有一定差距，但进入21世纪以来，非洲学界对中国的研究发展迅猛，研究机构数量激增。随着中非合作的深化，有关中国的学术研究进入了跨越式发展。中国学项目与高校的孔子学院剥离，成立单独的科研机构，对当代中国的关注日益增强，研究水平稳步提高。目前，非洲中国学的研究机构有智库、高校和科研机构三种类型，主要国家有南非、尼日利亚、坦桑尼亚、苏丹、博茨瓦纳等。

南非是最早开展中国研究的非洲国家，2004年南非斯坦陵布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Stellenbosch)成立，聚焦中非政治、经济、环境等议题，致力于推动中非的知识、思想与经验交流。除定期出版期刊、研究报告和政策简报，举办关于中国问题的国际研讨会之外，中心还于2016年设立中国研究博士后项目，培养中国学问题研究专家。2013年6月12日，马蓬古布韦战略反思研究所（Mapungubwe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Reflection）设立中国文明研究项目，这是第一个以非洲人视角进行中国研究的项目，集合非洲智库、政治家、学者，耗时多年进行的“中国文明哲学”（the philosoph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项目囊括了中国文明、价值观、政治、经济、中非关系等内容，为南非全面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和各项政策奠定了基础。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洲—中国研究中心（Center for Africa-China Studies, University of Johannesburg）于2018年11月22日成立，将中非关系、“一带一路”建设作为中心重点研究项目。中心主任戴维·蒙亚埃（David Monyae）致力于研究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此外，还有南非伦理研究所、南非政策研究所、南非金山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南非人类科学研究院等机构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学科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内容展开研究。

尼日利亚是最早开展中国研究的西非国家，2015年尼日利亚中国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China Studies of Nigeria）成立，旨在通过对中尼关系、中非关系的研究，加深中尼两国之间各种形式的交流，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是其重点研究项目之一。该中心充分发挥尼日利亚智库作用，密切关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十九大以来中国的发展。2016年11月30日，尼日利亚中国研究中心和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联合举办“中国共产党和现代中国发展道路”主题研讨会；2017年10月18日，尼日利亚中国研究中心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举办“中共十九大的全球意义及对非洲影响”专题研讨会；2018年12月14日，尼日利亚中国研究中心举办“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意义、影响与经验”专题研讨会；2020年4月24日，尼日利亚中国研究中心举办主题为“尼中合作：迈向命运共同体”的研讨会，该研讨会鼓励尼日利亚借鉴中国共产党的成功抗疫经验、执政经验，深化尼中合作；2020年11月3日，尼日利亚中国研究中心在阿布贾举办“中非合作论坛20年：成就与展望”专题研讨会。这些研讨会规模较大，有着一定的影响，尼日利亚执政党全体进步大会党、在野党人民民主党和全体进步大联盟等政党代表，尼日利亚国际问题研究所、阿布贾大学等机构的学者都积极参与上述研讨会。此外，该中心还创办了《中非简报》（ChiAfrica）期刊，致力于关注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变化，2015年12月至2019年12月共出版了20期（目前因疫情暂停出版）。尼日利亚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查尔斯·奥努奈居（Charles Onunaiju）是目前非洲中国学领域最为活跃的学者之一，著述涉及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等内容。此外，尼日利亚战略与国际关系中心特设“中国在尼日利亚”项目，研究当代中国的崛起及其对尼日利亚的影响。尼日利亚阿布贾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也是以中国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为其主要研究方向，中心主任谢里夫（Sheriff Ghali Ibrahim）博士对中国的义务教育政策、中国共产党的扶贫减贫政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有着强烈的兴趣。

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中国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Dar es Salaam）是东非首个研究中国问题和中非关系的专业学术机构，于2018年5月15日成立。该中心的战略目标是开启中非、中坦学者之间的交流，促进两国政治家之间的相互学习，持续加强其在中国研究领域的影响力。中心主任、经济学家汉弗莱·莫希（Humphrey Moshi）致力于研究中国如何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摆脱贫穷走向繁荣富强，希望通过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经验，助力坦桑尼亚实现现代化。

除了上述规模稍大的研究中心之外，近年依托非洲大学开设的中国研究项目还有博茨瓦纳大学中国研究项目、乌干达麦克雷雷大学“中国与亚洲研究项目”。此外，苏丹喀土穆大学亚非研究所、加纳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等也都开设了中国研究项目。

非洲的中国学中心、研究机构与研究项目在2010年后数量激增，体现了其与孔子学院剥离的尝试。自2013年南非成立非洲首个中国研究项目以来，短短8年，非洲已经有几十家机构开设中国研究项目，创办了中国研究期刊，发表了一批中国研究文章，从语言学习转向对当代中国的研究，研究内容聚焦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方面的成就及中非关系的发展。同时，这些机构不断加强与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合作，如尼日利亚中国研究中心与中国非洲研究院建立学术合作关系，南非约翰内斯堡非洲—中国研究中心邀请中方学者参与中心的创立。

然而，非洲中国学跳过传统汉学阶段，直接在当代中国研究的框架下展开，对传统中国的认识显然不充分；又因研究经费大多依托欧洲政治学术组织，人员严重不足，实际上尚未形成完整的中国学的特点。尽管如此，非洲中国学还是提供了欧美中国学之外的若干中国研究的新内容、新特点与新范式。

二、非洲中国学的议题

（一）基于考古学和历史学的中非关系史研究

对中非关系史的研究是非洲中国学的重要内容。非洲学者致力于从考古学和历史学角度探讨中国与非洲的古代联系，有力地驳斥了欧美舆论和部分西方学者关于中国对非洲是一种“新入侵”（new inroads）的观点。

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考古学教授菲利克斯·查米（Felix Chami）根据2005年在桑格巴尔的库姆比洞穴的考古发现，结合中国、欧洲和非洲的史料，指出库姆比洞穴发现的钱币为中国宋真宗年间的天禧通宝（铸造时间约为1017—1021年），进而将中坦交往史追溯至北宋时期。埃塞俄比亚的斯亚贝巴大学考古学教授马可·维加诺（Marco Vigano）通过考古发现，鉴定并分析在埃塞俄比亚编号1040洞穴的两枚钱币分别为中国宋仁宗年间的皇宋元宝（铸造时间约为1039—1053年）和宋神宗年间的元丰通宝（铸造时间大约为1080年），从而指出中国与埃塞俄比亚东部在1000多年前就存在着一条贸易路线，他认为，“从公元1000年到1450年，中国人拥有先进的技术，对当时尚不发达的欧洲不感兴趣，经常与非洲进行贸易”。索马里兰（Somaliland）文物部主任萨达·米尔（Sada Mire）博士指出，古代中国与索马里地区的贸易可以上溯至公元11世纪中叶，他通过在索马里的考古发掘揭示了非洲之角伊斯兰王国索马里与中国古代丝绸之路贸易之间的相互影响。他结合中非史料指出，古代中国与索马里沿海城镇的贸易活动不仅促进了商品的流通，更促进了思想与文化的传播。非洲生态学者柯蒂斯·亚伯拉罕（Curtis Abraham）在《中国在非洲的悠久历史》一文中指出中国与非洲友好往来的历史源远流长。他通过追溯古代中非关系史，探讨其对当今中非关系的影响，并结合中非史料和文献档案，指出郑和下西洋（第五次和第六次航行）已经到达了东非海岸，且明朝时期（1368—1644年）中国商人和官员频繁到达埃及和埃塞俄比亚。大量考古学的发现以及中国丝绸之路研究成果的推进，引发了非洲考古学者对古代中国与非洲之间的关系的研究。

非洲学者对当代中非关系的研究成果颇丰，塞内加尔学者阿达玛·盖伊（Adama Gaye）的《中国与非洲：龙与鸵鸟》是非洲学者第一部较系统地描述当代中非关系的著作。加纳学者克维希·普拉（Kwesi Prah）主编的《中非关系：过去、现在与未来》是中非学者首次合作出版的论文集。苏丹共和国驻华大使加法尔·卡拉尔·艾哈迈德（Gafar Karar Ahmed）《以苏丹为例探讨1949—1995年的中国与阿拉伯关系》详细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在万隆会议上对阿拉伯国家及非洲问题的态度，对中国共产党承认苏丹独立以及支持非洲国家的独立事业表达了肯定。他的《苏丹与中国关系：1956—2011》介绍了自1955年万隆会议两国领导人会晤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苏丹领导人就民族解放问题、苏丹南部问题等提出的中肯建议，梳理了苏丹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的紧密联系以及中国共产党在中苏外交关系上的决策。尼日利亚学者阿拉巴·奥贡桑沃（Alaba Ogunsanwo）教授的著作《中国在非洲的外交政策（1958—1971）》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对非政策进行了深入研究。该书一直是非洲研究中国共产党对非政策的基础文献。

（二）从对中国的“观察”到非洲的主动“参与”：中国共产党研究

20世纪60年代后非洲大多数国家纷纷走向民族独立，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成就成为他们的观察对象，“中国”作为可参照的“他者”（the other）进入非洲学者的研究视野中，由此产生了一批研究成果。

伊瓦·德·蒂亚姆（Iba Der Thiam）和詹姆斯·穆利拉（James Murila）合作撰写的《非洲与社会主义国家》一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非洲的非殖民化”入手，分析第三世界国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因，指出中国共产党对非洲非殖民化的三大贡献：一是坦赞铁路的修建；二是中国共产党对南非游击队运动、津巴布韦民族联盟游击队、坦桑尼亚、莫桑比克的援助，助力非洲国家民族解放运动；三是中国共产党对非洲非殖民化运动起到巨大作用，非洲的反殖民主义和反种族主义运动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支持。

阿卜杜拉·阿比德（Abudullah Abid）的《苏丹人在中国》一书以1949—1959年苏丹共产党档案为依据，阐明在苏丹获得独立以前，中国共产党对苏丹共产党的巨大影响力。苏丹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给予了高度评价，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青年运动及工会组织表现了极大的热情。该书还指出，苏丹共产党强烈要求苏丹政府增进与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联系，鼓励苏丹共产党员前往中国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学习。苏丹学者哈桑·阿里·萨欧利（Hassan Ali al-Sauri）的著作《中国与苏丹（1959—1989）》梳理中国共产党承认苏丹独立以来30年间中国与苏丹的交往历史，指出中国共产党对苏丹共产党影响深远。苏丹捍卫民族独立与世界和平委员会前秘书长艾哈迈德·赫尔（Ahmed Mohammed Kheir）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世界和平大会的成员身份出访中国，他支持毛泽东革命路线，支持中国共产党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他将毛泽东的著作翻译成阿拉伯语。1967年1月，苏丹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苏丹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中国状况的看法》，指出中国的现实状况对苏丹左派运动影响深远，中国与苏丹的关系影响着苏丹的某些政治决策。

尼日利亚学者阿拉巴·奥贡桑沃《中国在非洲的外交政策（1958—1971）》的第二章“开辟新天地（1958—1959）”、第三章“调整和重新评估（1960—1962）”、第四章“战争、巩固与反思（1963—1965）”对中国共产党自1958年以来的历史进程进行了详细梳理，并对中国对非政策进行了评价。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另一本著作《中国在非洲的外交政策（1871—1958）》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历程、中国共产党与非洲国家的共产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细梳理，对中国共产党在对非事件中的立场进行了评价。

尼日利亚前总统候选人、尼日利亚政治经济学和管理学教授帕特里克·奥克迪纳奇·乌托米（Patrick Okedinachi Utomi）的《中国与尼日利亚》详细梳理了中非关系尤其中国与尼日利亚关系发展的历史进程、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他在文中肯定了万隆会议后周恩来对非洲十国访问的历史意义，并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对中非关系发展的推动作用。

非洲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主要涉及中非关系、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及其对非洲的借鉴意义。学者们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国际关系等角度，从宏观或微观分析中国的发展、中国所取得的经验及其与非洲的联系，研究成果颇丰。不难看出，他们逐步摆脱以一种“他者”视角“观察”中国的桎梏，彰显了非洲学者的主动“参与”，尤其是他们大量使用口述史学的方法，结合史料，体现非洲视角的独特性。

（三）“中国模式”在非洲的发展：当代中国研究

近年来，非洲学界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与改革史的论述，尤其关注中国发展实践对非洲的借鉴意义。“中国模式”成为非洲中国学重点关注议题，非洲学者力图借鉴中国发展经验，找到非洲特色发展道路。

1.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及脱贫经验对非洲的借鉴意义

非洲学者对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十分关注，尤其2018年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时涌现出了一大批文章。尼日利亚中国研究专家艾祖伦（Ehizuelen Michael Mitchell Omoruyi）的《扩大开放，促进繁荣》一文梳理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所取得的成绩，盛赞中国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抬头的背景下扩大开放的坚定决心，呼吁非洲国家深度参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他的另一篇文章《从对外开放政策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盛赞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成绩，肯定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非洲的重要意义。尼日利亚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奥努奈居的《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与现代化道路的经验教训》和《中国改革开放40年：对于非洲的启示》两篇文章通过钩沉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分析中国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及其对非洲的启示。

非洲学者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改革问题比较关注，尤其对中国的脱贫经验着力颇多。奥努奈居的《中国脱贫：对非洲的启示》对中国全面脱贫攻坚战给予了高度肯定。他认为，中国成功脱贫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纪律严明，坚持一切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呼吁非洲国家认真学习中国减贫经验，切实推动非洲减贫事业。马里前驻华使馆第一参赞、国际问题专家约罗·迪亚洛（Yoro Diallo）的《中国脱贫攻坚：创造载入历史史册的奇迹》对中国脱贫攻坚历史进程进行了介绍，他指出，中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以自己在延安参观的经历为例，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历史。他认为，长征精神激励了中国人顽强进取，也为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赋予了力量。中国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其发展模式和道路对非洲国家有着重要借鉴意义，迪亚洛呼吁非洲国家“向东看”，学习中国智慧，借鉴中国经验。坦桑尼亚学者弗朗西斯·塞姆万扎（Francis Samvanza）撰文对中国精准扶贫政策进行深入研究，高度评价中国脱贫攻坚所取得的全面胜利，认为中国减贫经验对于非洲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2.“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非命运共同体”

值得一提的是，非洲学者对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国共产党的抗疫经验、中国两会、中国发展模式等给予了高度关注和积极肯定。尼日利亚主要报纸《领导者报》（Leadership）主编布考拉·奥贡西纳（Bukola Ogunsina）的《尼中关系与中非合作论坛20年》一文以中非合作论坛成立20年来取得的丰硕成果为切入点，指出尼日利亚应以此为契机，加紧落实北京峰会成果。尼日利亚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奥努奈居在《后新冠疫情时代与中国共产党》和《后新冠疫情时代世界秩序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两篇文章中指出，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繁荣富强，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人民为先。他高度评价中国在疫情防控方面表现出的坚定决心，肯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所取得的成绩，认为疫情未对世界经济造成更大影响完全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是大势所趋，呼吁国际社会重视中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呼吁非洲各国借鉴中国抗疫经验。他在《中国高质量发展对全球经济繁荣的影响》一文中，通过梳理中国两会历史进程，对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及中国“十四五”规划给予了高度评价。该文指出，2021年中国两会的召开体现了中国以共产党为核心、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为特色的政治体制，是中国人民着眼民族利益并在审视发展现状及国际环境基础上，为国家发展所做的坚定努力，中国的每一次重大政治议程都会在促进国家发展和民生改善上迈出历史性步伐。他呼吁非洲国家借鉴中国治国理政实践经验。尼日利亚国际问题专家拉瓦尔·萨勒·梅达（Laval Sale Maida）的《中国两会及其对非洲的影响》一文以中国两会为分析对象，对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政策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指出，中国两会为中非友好关系发展提供了保障。奥努奈居的《理解中国两会与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一文也以中国两会为分析对象，指出中国的两会制度极具中国特色，充分表明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一制度推进了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值得非洲国家深思和借鉴。尼日利亚国际问题专家弗雷德·欧克舒库（Fred Okechukwu）的《中国如何发挥外债的杠杆作用及非洲如何做》一文肯定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所取得的成就，指出中国共产党依据本国国情带领人民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对非援助和贷款给广大非洲国家提供了有力的支持，非洲各国不应被西方炒作的“中国债务陷阱论”误导，而应充分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走出非洲特色发展道路。尼日利亚阿布贾大学谢里夫教授在《中尼建交五十年评价》一文中，梳理了自1971年尼日利亚与中国建交以来，中尼在经贸、教育、文化和军事领域取得的成绩。

3.中国治国理政实践经验

尼日利亚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奥努奈居的《引领新时代：中国和世界》深入评析中共十九大报告，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新中国的缔造者和建设者，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是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大国，为全球治理的关键问题提出了中国方案。南非知名智库全球对话所所长费拉尼·穆坦布（Philani Mthembu）的《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将成为全球经济复苏催化剂》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为非洲提供无限选择》两篇文章从地缘政治和经济等角度，对 “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及对世界的贡献进行了全面梳理，积极评价“一带一路”倡议对接非洲发展的广阔前景。

三、非洲中国学的特点

第一，研究主体身份和研究目的日趋复杂。20世纪80年代以后非洲中国学相关学者大多既有担任外交职务的经历，也有高校任职的经验，拥有政治家与学者双重身份。因此，他们享有查阅档案的便利，如外交部和贸易部档案、官方代表团访华报告、高级官员涉华信函，尤其是解密后的官方档案等，许多档案内容甚至在中国首次披露，这也决定了他们的研究目的和动机并不是单纯从学术研究出发，而是夹杂了非洲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

第二，研究视角（知识立场）逐渐由以西方为参照转向非洲本土，研究方法多样化。部分非洲学者曾以西方作为参照点来解释中国及中国共产党，将西方文献进行情景化解读。随着中非关系的发展，非洲学者更加重视本土史料，运用口述史学的研究方法，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加客观的认识。如苏丹学者加法尔·卡拉尔·艾哈迈德在研究中国共产党时直接采访了大量当事人或相关人士，包括20世纪50年代访华的苏丹贸易代表团团长曼苏尔、长期在华工作生活的阿拉伯专家阿布·杰拉德、前苏丹驻华大使穆罕默德以及数位苏丹共产党员，这些口述史料丰富了中共党史研究。此外，也有学者使用多学科比较研究的方法，将非洲的政治价值观与中共执政理念进行对比。

第三，非洲生产中国知识的性质发生变化。21世纪以来，非洲的中国学研究集中在中国共产党执政思想、中非关系的研究，成果丰富，角度不同。正如奥努奈居在《卡尔·马克思、社会主义和非洲的第二次解放》一文中所说，非洲许多国家无视自身国情和社会发展程度，盲目模仿西方政治模式，从而无法推动国家发展。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系的经验正是非洲在现代化和包容性发展道路上可以借鉴和参考的经验。部分非洲学者希望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研究能对中非关系的开展产生实质影响，这直接影响了非洲生产中国知识的性质，许多学者在基础研究和政策研究之间徘徊。非洲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主要对决策者、商人和与中国利益相关人员产生影响。然而，学者不应当仅仅充当知识传递者的功能。

第四，非洲关于中国的部分研究经费来源于西方基金会资助，因此，部分中国研究存在盲目跟从西方观点的情况，在没有充分了解史实的背景下，容易受西方影响，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偏见。针对这种现象，非洲中国学家积极发声，正如尼日利亚阿布贾大学谢里夫教授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确保中国走向成功。中非关系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缺乏全面、有深度的相互理解。非洲中国学家的回应及时有效，但是我们不仅需要非洲学者发声，中国学者也需及时把握非洲学者研究动态，适时做出回应。

第五，非洲中国研究的学术价值正在提升。我们需要将非洲中国学的研究成果与研究价值置于国际中国学的背景之下。非洲部分学者一直致力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著述有力地抨击了西方抹黑中国的论调。如尼日利亚阿布贾大学谢里夫教授的《中国恐惧症和美帝国的衰落》一文就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抨击了西方抹黑中国、遏制中国的策略。非洲学者的这些发声对于中国的国际形象十分重要。因此，中国需要重视非洲中国学的意义与价值。目前，国内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欧美和亚洲部分国家，近年来，开始有中国学者关注拉丁美洲的中国学研究。然而，对非洲中国学的关注严重不够。非洲中国学是国际中国学的一支重要力量，非洲中国学虽然因为国家发展原因起步晚，但是发展迅速，非洲政治家、学者积极参与，并在国际上大胆发声，对国际社会的中国观有着一定影响，对国内中国学研究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四、非洲中国学学者的“位置”（position）与“位置性”(positionality）

目前非洲中国学呈现两种形式：一种是在非洲的中国学；另一种是非洲人的中国学。可能也有第三种情形，即不在非洲且不由非洲人进行的非洲中国学研究，例如在欧洲、拉丁美洲、亚洲等一些国家进行的非洲中国学研究，研究者的身份可能是与非洲没有关系的欧洲/美国/拉美/亚洲学者，本文认为这种研究者身份既不属于非洲、研究者所处环境也不在非洲的情形下从事的中国学研究并不属于非洲中国学的内容，而属于对非洲中国学的再研究范畴。

多年来，欧洲学者或供职非洲的中国学中心，或在非洲的期刊上发表中非关系等相关研究文章，对非洲的中国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也曾催生了在非洲的中国学的产生。在欧洲学术训练背景下，他们的研究在一种“自我”（欧洲的/西方的）与“他者”（非洲的/东方的）二元对立的框架下，大多倾向性较强，意识形态色彩明显，很难突出非洲中心视角以及非洲的主体性，更难客观地看待非洲与中国的关系，甚至充斥着对中国的谩骂与批评。因此，曾于2014—2018年担任南非斯坦陵布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的罗斯·安东尼（Ross Anthony）指出，非洲需要培养自己的中国学家，打破欧洲中心论，建立非洲中心的研究视角。

在当前背景下，将非洲作为研究的中心，在“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框架下，以中非的“南南合作”为基础，以中国作为一种观照，突出非洲人主体性的非洲人的中国学研究更为必要与重要。肯尼亚活动家菲洛兹·曼吉（Firoze Manji）主编的《非洲视角下的中国在非洲》一书指出，现在的许多关于非洲的评论都集中在西方既得利益上，而独立的非洲分析家和活动家的声音却消失了，因此非洲视角下中国在非洲的出现则显得极为必要。因此，非洲的中国学家将研究内容集中在加强非洲与中国的谈判能力上，研究重点侧重与中非具体现实直接相关的知识和技能。例如博茨瓦纳大学的中国学研究中心的目标之一就是帮助博茨瓦纳更好地从中国（在非洲）的角色中获益，同时避免潜在的劣势。从非洲学者、外交官的研究成果也可以看出，非洲的中国学家的知识生产的性质是基于基础研究与政策研究之间，更多的是充当智库成果，以期对中非关系的开展产生实质影响。例如尼日利亚伊洛林大学列缪尔·奥德（Lemuel Ekedegwa Odeh）教授的《1971年以来中尼经济关系动态》等文章就是作为智库成果，为政府对华决策提供参考。

五、结语

正如博茨瓦纳大学中国研究项目主任范莎娜所言，“非洲的中国学是一个有着特殊使命和研究议题的领域”。“非洲中国学”与“美国中国学”“欧洲中国学”“日本中国学”等概念一样，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浮现，成为值得关注的学术现象，它指的是非洲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当代政治、经济和文化、历史等的研究。因区域研究而生成的一种可识别的非洲中国学的产生、起步与发展是近二十年的事情，受中非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以及中非关系不断深化的影响。非洲中国学有其独特的发展脉络、学术传统，有其侧重关注的议题与特定的研究范式。近年来，中非关系史研究、中非地缘政治格局研究等问题逐渐进入非洲学者的视野，非洲中国学作为一支独立的学术力量出现，产生了专门的研究机构，为非洲认识和了解当代中国提供了平台，其大量研究成果对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树立具有正面、积极的作用。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非洲中国学也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1）研究成果数量虽然在近十年来呈现激增趋势，但缺乏高质量的学术专著，研究成果缺乏足够的代表性，产生的学术影响、政治影响有限，并未形成严格的学术意义上的中国学；（2）虽然非洲学者已经开始关注对本土史料的挖掘，大量使用口述史学的研究方法，使用访谈和田野调查等方式补充史料，但是对本土史料的使用依然远远不够，著述中依旧依赖西方史料及成果，这也导致有时会出现一些史实错误；（3）因非洲学者文化背景等原因产生了曲解和误读，例如以非洲生育观批判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明显有失公允；（4）非洲各国之间学者交流、互动不充分，中非、非欧的研究各自为营，未能形成充分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