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天津县为例，首先试图考察义和团运动在华北农村社会结构中占有何种地位，其次是阐明运动主体力量的发展过程。

　　为了从农村定期市圈和宗教圈这一侧面出发，解明清末天津县的社会结构，笔者根据《津门保甲图说》，制作了天津县道教诸庙的分布表及包括六种职业分类的户数分布图。以此为基础，复原了天津县八个地区的市场阶层结构，考察了各市场集落及市场圈的选定条件的特征。

　　以天津县西南地区为例，杨柳青镇不仅具有作为四周农民交易场所的中间市场地的机能，而且作为南运河水运的中继基地，商业十分发达。由于河流的原因，杨柳青镇同义和团的重要基地大清河流域的白沟河镇、子牙河流域的王家口镇以及同样是南运河流域的独流镇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些镇的共同点是都具有靠运河流通而扩展起来的中间市场机能。此外，在杨柳青镇，除了有规模较大的娘娘庙和玉皇庙以外，还有像龙王庙、大王庙、马神庙那样通过祈求风调雨顺、牲畜平安，和农民的实际生活紧密联系的庙宇，这说明四周的村庄已处在这种宗教圈的包摄之中。而且，真武庙还分布于杨柳青镇以外的其他四个集落之中，由此我们可以确认标准市场的数字。真武庙所在的教场村、卞家庄、曹家庄、大梁家庄，在集落内分布有二三种类的庙宇，是宗教设施在质和量两方面都要优于附近其他村落的“大村”。从教场村、卞家庄、曹家庄、大梁家庄的职业结构来看，各庄的佣作（雇农）的比例较高（22．4％～28．8％），同周围村落相比，铺户（定住的商业户及手工业户）也较多。特别是大梁家庄的二座真武庙及大型的关帝庙由各村联合管理。义和团运动期间，以这十三个村之间成立的“联庄会”为基础，形成了各村落之间团的联盟。

　　从西南地区来看，同一集落内拥有复数坛口的只有杨柳青镇。中间市场地的杨柳青镇首先设有总坛口，其次在这一市场圈的各个村庄设有“坎”字团的坛口。只是杨家庄及教场村有其他“乾”字团的坛口。这是因为这些村落邻近县城，不包摄于杨柳青镇的市场圈内。在曹庄子（曹家庄）、小稍直口、杨家庄、教场村，每个标准市场圈设有一座坛口，“代表”着标准市场圈内那些没设坛口的村庄。也就是说，进行降神附体仪式和拳术演练的坛口，并不普遍地设立于自然村这一层次，它的分布可以市场圈的存在为前提来加以说明。

　　如果把以上说明的情况分成集落类型来加以整理，可以看出，在一般的农村，不都设有坛口，无坛口村的团民为了演练拳术，要前往附近市场集落的坛口。只是在进行战斗动员的时候，村落才成为召集团民的单位。在标准市场地（大村）几乎毫无例外地设有坛口，“代表”着标准市场圈内的若干村庄。此外，还可以看到在村落结盟组成“联庄会”的情况下，结盟的各村落以核心集落为中心设立同一系统（团字、首领）坛口的事例。在中间市场地设立的总坛口，具有对所属市场圈内的集落进行“铺坛”活动，指挥下属各坛口的机能。在中心市场地（天津城乡内外）设立的坛口，具有来自县内外各乡团民的“驻营地”的性质。

　　以上述这些关系可以来解释运动主体的发展过程。“初期”（光绪二十五年末——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山东、直隶的拳师们首先扎根于市场集落（杨柳青镇、高家村、张家窝、大南河村、独流镇等），形成了活动的基地。这些总坛口的老师设立了市场圈内各村落的坛口。“发展期”（同年三月——五月中旬），召集了广泛的农民大众加入义和团，并和村落内的领导者阶层建立了合作关系。在“最盛期”（五月中旬——六月十八日），各位老师率领数百人至数千人的“团连盟”，向天津进发。在战斗过程中，原来的宗教仪式也渐渐被简化。

　　通过以上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天津义和团运动的特征。这就是以农村市场阶层结构为媒介，统率各村落坛口的总坛口，具有高度的组织力量和动员力量，可以进行较大规模的战斗。此外，相对于北京的义和团被清廷收容为“官团”来说，天津的总坛口首领们始终保持着各自独立的势力。

　　

　 （文章来源：《中国近代史》199105，中华文史网整理编辑）
转自：http://www.historychina.net/cns/WSZL/XLXH/LSDL/04/21/2005/574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