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90年代初的时候，我在北京的一所高校教德文，那时贫穷但闲散，余暇也教几个德国人学汉语。我有一个德国朋友皮特，他当时的女朋友卡特日娜是波兰人，不仅跟我学汉语，也在歌德学院学习德文，以便日后跟随皮特到德国去生活。在学汉语的时候，她就跟我讲跟她同桌--一个在 北图工作的中国人--有多么勤奋，在写作的过程中，右手中指的执笔处硬是生生被磨出了老茧。她说，在语言学习方面，这个中国人也很努力，不过似乎没有什么天赋。当时隐隐约约听到卡特日娜提到这位她所钦佩的名字：张西平。因为当时我也读点雅斯贝尔斯的哲学著作，很容易便将这个名字跟卢卡奇联系在了一起。

　　1995年秋天，我在杜塞尔多夫皮特家中，第一次见到了西平先生，当时他在圣·奥古斯丁（Sankt　Augustin）的《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研究所做访问学者。记得西平先生是从火车总站打的电话，我是乘有轨电车去那里接的他。那时在德国的中国人不是很多，在站台上很容易就认出了他。他当时的穿着我已经不记得了，总之是很随便。在皮特家中，西平先生慷慨陈词，讲述了他在《华裔学志》图书馆所发现的中国基督教史和汉学方面新天地。因为他说话的语速较快，讲的内容又是两个老外完全陌生的话题，以至他们两个老是看天花板。不过，谈兴正浓的西平先生，却依然述说着陈垣、鲍润生（Francis　Xavier　Biallas,1878-1936）等人的逸事，好像完全没注意到这一切。讲到高兴处，他依然发出爽朗而会心的笑声。谈到后来，他也发现接招的只有我，似乎对主人不太礼貌。于是我们又将话题转到了日常生活以及两个老外在北京的经历。这第一次的见面，让我感到，西平先生学问好且不世故，是个很容易接近的人。

二

　　后来知道，自80年代后期从社科院研究生院毕业不久，西平先生完全告别了过去的生活，不仅仅是离开军营，而且在学术上完全离开了原来的西方哲学领域。他告诉我，那时他一直在责问自己，一个读书人，如果完全不知自己生活的历史和环境，只是讲别人的事情，这究竟有多大的意义？如果只是单纯的译介工作，不了解自己的文化传统，对中国文化和外来文化的会通不做研究，这样的学问怎能与自己的生命联系起来呢？"西方哲学只是作为一个外来的思想在学者的书房中，它并未通过学者和自己生活的土地发生本质性的关联。"但如何在新的方向展开自己的学问，西平先生当时处在极大的彷徨之中。

　　值得庆幸的是，西平先生得到了时任北图馆长的任继愈先生的赏识，正是在任先生的帮助和教导下，他开始从西方哲学到汉学的转向，接受了明清传教士来华后的中国思想史变化这一课题。通过黑格尔专家薛华老师，他认识《华裔学志》驻北师大的代表弥维礼博士（Dr.Wilhelm　Müller），开始知道什么是传教士，什么是汉学。他后来回忆到，几乎用了整整十年时间，他收集到了从民国以来这一研究领域所有的研究著作和论文，阅读了大量的原始文献："象航行中的船舶看到了前面的海岸线，象在森林中迷途的游客突然发现了走出茫林的途径一样，我深深地被这个新的研究领域所吸引。"此时，西平先生才深刻地体会到任先生的良苦用心。虽然，将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困难重重，对自己的能力和学识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更重要的是他第一次感受到学问和自己的生命以及所生活的土地有了某种关联，感受到文化间互动对于东西方文化的影响，"开始慢慢地走出那种'东方与西方'、'现代与传统'二元对峙的学术路向和思考方式。"

三

　　1995-1996年西平先生在德国《华裔学志》研究所的访问，为他的学术路向转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由于弥维礼博士的推荐，他很荣幸地成为了研究所设立的"陈垣奖学金"的第一位获奖者。后来西平先生在回忆这一段的经历时写道：

　　Sankt　Augustin是一座美丽、安静的小镇，《华裔学志》研究所坐落在一片浓密的树林旁，坐在研究所的阅览室读书时常常看到门外的小松鼠在窗外的林间跳跃；每天在上下午休息时，推开阅览室的玻璃大门，可以踏着林中厚厚的落叶散步；穿过浓密的树林，在研究所的后门外便是一望无际的麦地，远处就是莱茵河。每天除了听到研究所后面的树叶在微风中瑟瑟作响，修道院那悠远的钟声外，一切都笼罩在静谧之中。"忽闻江上弄苦筝，苦含情，谴谁听？烟歛云收，依约是湘灵。欲待曲终寻问取，人不见，数峰青。"苏轼的《江城子》真是对这里的点神之笔。静才能定。正是在这里我的心境才慢慢的从国内当时那种浮躁的状态中转了过来，并逐步安静了下来。

　　一入门便能在作为德国乃至欧洲最好的汉学研究中心之一的《华裔学志》研究所做研究，这不是每一位研究者都能获得的殊荣。同时我也在想，小聪明者常常流于浮华不定，鲁钝者又往往失于冥顽不化，既聪明又专注，心无旁骛，一心一意做自己的事情，这实际上才是西平先生在学术方面取得如此大成就的关键。

　　西平先生一再庆幸他处在这样一个社会和思想巨大变革的时代，一个学术重建的大时代。他比我更早地认识到，我们应当接续上民国时期前辈们的学术话题，同时也为当时大师们所处的时代感到惋惜：在那炮火连天的动荡年代，他们早感觉到了许多重大的方向要去研究，但时代没给于他们时间。他经常举陈寅恪讲述考狄（Henri　Cordier）《西人论中国书目》（Bibliotheca　Sinica）和陈垣想编辑"天学总函"和"中国基督教士总目"的例子，也为他们未竞的汉学事业扼腕。他的一切努力也都可归于在这些方面一砖一瓦的积累。

　　从德国回国之后不久，西平先生便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成立了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从而真正奠定了他在汉学，特别是传教士汉学研究的学术地位。他将西方汉学的演变历程分为"游记汉学"、"传教士汉学"和"专业汉学"三个时期，并认为传教士汉学是西方学术和思想发展道路上最重要的一个阶段，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它不仅与"游记汉学"相承接，而且它奠基了西方的专业汉学，为西方专业汉学准备了基本的材料和文献，其研究的方法也直接影响了专业汉学。刚刚去世不久的许理和（Erich　Zürcher,1928-2008）教授认为，对早期在华耶稣会的研究（17和18世纪）是研究中西关系史上一段最令人陶醉的时期。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在谈到基督新教的研究时曾说，对传教士汉学的研究是美国汉学研究中最重要和最困难的一个方面。

四

　　西平先生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17世纪以来中国和西方的关系上来，因此他倍加重视传教士与中国文化的交涉。中国与西方实际上只是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史的一部分，早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就存在了中国人是如何接受外来文化的问题，中国人在接受外来文明时的反应与调试，这也是西平先生所关心，而没有精力去真正深入探讨的。因为当时我在马堡（Marburg）和波恩从事佛教研究，我们谈论最多的便是中国在对佛教的反应中所展现出来的文化特色。记得西平先生每次去德国都在我那里小住，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中国基督教史、德国汉学以及佛学问题。在他的影响下，慢慢地我也进入了汉学和传教士这一研究领域。

　　2002年我还在做有关赞宁的博士论文时，适逢西平先生又在波恩访问。当时我们再次谈及了国内有关德国汉学的研究，都感到由于缺乏对德文原始文献的翻译，也就无从谈到对德国已有汉学史成就的吸收、借鉴了。当时国内大部分的所谓研究成就，实际上仅仅是一种低水平的介绍和重复的转述。从德文的基本文献入手，对德国汉学史做基本的梳理，这需要语言以及各种专业知识的背景，是大多数的国内学者所不易做到的。正是基于这样的共识，西平先生建议由我牵头，组织编译《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一书。这本书于2005年出版，而我也于一年前从波恩回到了北京，供职于北外的海外汉学中心，成为了一名"专职"的汉学研究者。 五

　　西平先生在从西方哲学转到汉学以来的近20年间，在汉学、中西文化交流史以及比较文学研究三个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有近20部著作、百余篇学术论文问世，成为了中西兼容而融会贯通的学术大家。这些论著在一定程度上也从他个人的侧面反映了近20年中国学术界在这些方面的进展。

　　"夫子循循然善诱人"，西平先生长期从事教育事业，对年轻后进一贯循循教诲，体现了为人师者的温厚本色。他为人谦和，不计功利，可以说是传统文人与现代知识分子非常好的结合。

　　西平先生治学，圆融通达，很少滞于情理而不能通贯之。晏几道曾曰："东西流水，终解两相逢"。水分东西，终会再流到一处，这也许正是西平先生治学的宗旨吧。如今步入耳顺之年的西平先生，阅世既久，对东西方文化均能以平和与平等的心态兼收并蓄，将学问转化为人生，成为完美的整体，特别是他对历史和人生的彻悟和关怀，是很多学者所未曾达到的境界。

 

原载：《中华读书报》2008/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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